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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重庆建设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

  西南局成立之初,面对百业凋敝、民不聊生的烂摊子,(时任西南局)等领导人迅速制定了“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”的目标,强调“政府是人民的,也是为人民的”。他要求党和政府“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,从政治上、文化上、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,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”。“所谓对人民有利的事,就是这些事,如过去盐一元一斤,现在只要九角九分;过去只能吃一斤盐,现在能吃一斤一两;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,现在可以买肉吃,这些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,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,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。”“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。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,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。”他高度重视和善于解决关于群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,总是从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发点作出决策。

  西南地区解放后,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执政后的中心任务。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,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。”1950年3月,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指出:“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,必须把城市搞好。没有城市,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……譬如重庆搞不好,就没有办法统一,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,物价就要波动。”

  12月,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,归纳了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,并强调这五个方面,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。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,他坚持中央制定的“以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的政策,达到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之目的”的根本方针。他教育党员干部:“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,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,条件准备成熟了,才能实行社会主义。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,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,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,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,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。”

 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,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,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,带动百业发展,帮助四川恢复经济。面对西南地区百废待兴的局面,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力陈修建成渝铁路的理由:一是四川交通闭塞,政令不畅,不修铁路,福建体彩网,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;二是重庆、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,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,并向全国提供农副产品,互通有无;三是修建成渝铁路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,刺激生产,加快工业发展。在力主下,中央毅然决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立即兴建成渝铁路。

  1952年7月,成渝铁路顺利通车。成渝铁路作为西南地区城市大动脉,对于改善四川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,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  1983年,在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尚未全面铺开的背景下,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。为了搞好这次试点,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,从1984年起,党中央对重庆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。这一历史性的决策,与有着密切关系。

  1978年2月,视察四川,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工作报告时,了解到重庆这个特大城市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:全市财政收入在全川占三分之一,支出占十分之一,整个城市破破烂烂,老工业基地改造欠账非常严重。相关负责同志向表达了对重庆恢复计划单列的要求,当即表态:“重庆计划单列户头符合实际,这个要求不难,请省里写个报告上来。”由于改革开放尚未揭开序幕,重庆单列计划没有马上得到实施。

  12月,发表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的讲话,指出:“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。在全国统一的方案还没有拿出来前,可以先从局部做起,从一个地区、一个行业做起,逐步推开。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。”这个讲话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,其中支持地方先行先试的改革思想,更成为重庆改革试点的思想武器。

  1983年2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试点。为配合这次改革,中央对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单列,给重庆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限。至此,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,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前沿。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,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,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。明确指出:“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,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,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,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”

  早在1978年,就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,走军民结合道路的战略思想。他指出:“国防工业要搞军民结合,以民养军;总的方针是,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,将来自动化了,可以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。国防工业设备好,技术力量雄厚,要充分利用起来,加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,大力发展民用生产,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。”1982年,正式提出了“军民结合,平战结合,以军为主,以民养军”的十六字方针。

  提出的军民结合的思想,促动和激发了重庆军转民改革,走出了军民结合的新路子。

  重庆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的情况,大致可分为四类:一是完全利用军工技术和军品工艺生产名牌产品。如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运动枪和弹、猎枪和弹、防雹火箭弹、打雨炮和弹等产品。二是按“技术相通,工艺相近”的原则,生产国家正式定点的重要产品。如摩托车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电扇、时钟、液压支架等,创立了山城手表、合川火柴、红岩墨水、三峡电风扇、将军牌电冰箱、金雀电视机等重庆著名工业品牌。三是根据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装备、工艺条件开发新产品。如军民两用载重越野汽车、微型汽车、集装箱、空调器等。四是为轻纺工业技术改造服务的产品。如望江机器厂、空压机器厂等七个军工企业,为地方轻纺工业技术改造研制成功了制烟机、制革机、预硫化机、双色圆印机、搅拌机、线多个品种。

  随着重庆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,军工企业“军转民”已成为重庆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。1991年初,评价:“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,抓得比较早,这一条抓对了。”这是对军民结合思想的肯定,更是对重庆军转民实践的肯定。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持续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大规模论证工作重新展开。1980年7月,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,发表了结论性意见: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。从此,三峡工程在的指挥与部署下,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开始全面运作。

  1982年10月,由国务院牵头的三峡地区考察团,在实地考察和论证基础上,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,即三峡大坝正常水位150米,搬迁移民30万人,只淹没万县等。建成后,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。按照这个方案,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重庆港埠,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,是个巨大的浪费。鉴于此,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“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,不能满足航运要求,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”的中坝方案。

  1985年1月,在听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关于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后,指出:“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,要考虑长远利益。低坝方案不好。中坝方案是好方案,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。中坝可以多发电,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。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。”1992年4月,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。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185米,正常蓄水位175米。

  三峡坝高确定以后,三峡移民作为三峡工程的最重要任务摆在了面前。1985年1月,向汇报三峡工程时,提出为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,妥善安置库区移民,“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,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,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……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,有了大城市,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,便于发展经济”。表示,“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,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,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”。关于川渝分治的建议,成为重庆建立直辖市的指导思想。

  1997年2月,国务院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提交议案,申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。

  1997年3月14日,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。1997年6月18日,重庆直辖市正式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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